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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视野中的历史人物与文化历史批评论曾纪鑫及其历史的刀锋今时

发布时间:2019-09-29 11:34:25 阅读: 来源:矿用通信电缆MHYVP厂家

现代视野中的历史人物与文化历史批评——论曾纪鑫及其《历史的刀锋》

《历史的刀锋》封面

文/杨天松

近几年来,著名作家曾纪鑫接连出版了几部文化历史散文集,在读书界和文艺界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著名学者、教授谢泳高度评价了曾纪鑫的文化历史散文创作,他说,曾纪鑫是中国最早写作文化历史散文的作家之一,是一位有现实关怀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他的文化历史散文偏重于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现代认识与评价,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富有当代作家的人文情怀,是中国近年来散文写作最重要的收获。

《历史的刀锋》是曾纪鑫的一部文化历史散文集。尽管我已经看过他的好几部文化历史散文集了,但看到这部作品时,我仍很惊异于他的创作激情与实绩。当我在夜晚寂静的灯下阅读这部凝聚了曾纪鑫心血的文字时,我相信,这部作品的意义是很大的,因为在这部作品中,曾纪鑫奉献的是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历史良知。他一如既往地通过他的文化历史散文探讨中国文化的问题,浸透着深厚的人文精神。

一、《历史的刀锋》的思维方式与文化语境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去研究,就是因为要不断地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

历史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之所以要研究,是因为历史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历史的复杂与渊深也就在于此。此外,由于时代的发展,人的理论视野与认识水平也在变化,历史也需要被重新认识和批判。在我看来,唯有对历史进行深入地剖析与研究,才能有梁启超所说的“新意义”与“新价值”的产生,才能给人们以新的启迪,新的感悟,才能达到鲁迅所说的“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①的历史哲学的层面。否则,历史终究是历史,它会躲在暗处朝着我们笑话哩。

进入历史的途径很多,诸如文化、艺术、经济、制度等等,中国历史有五千年之久,历史文献之多简直令人望而生畏。当我们面对这样一座巨大的历史宫殿时不能不有望洋兴叹之感。所以,必须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进入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历史,才能得出有益的教训,才能有新的反思与感悟。

《历史的刀锋》的作者是从历史人物入手来描述和反思中国历史的。曾纪鑫从“改变历史”的角度,选取了11位对中国历史产生过举足轻重与巨大影响的人物,他们是周文王姬昌、吕不韦、秦始皇嬴政、刘邦、董仲舒、曹操、拓拔宏、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吴三桂。这些人物全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大人物。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叙述与评说,试图给我们提供一部解析中国文化历史的密码。而且,作者并不是单纯地“叙述这些显赫的历史个体”,而是“尽可能以西来的启蒙思想为参照,将历史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打通文、史、哲之间的联系与通道,以历史与历史人物为载体,用哲学的思维审视反思,以文学的方式描摹再现,熔历史的厚重、文学的灵动、哲学的思考为一炉。”由此可以看出曾纪鑫文化历史散文的思维方式就是努力打通文史哲。在历史叙述中熔铸文学手法,常常以想象的笔法合理地描述历史事实,从而强化了他的文化历史散文的文学品格,使读者读来兴味盎然,在获得历史知识的同时也获得美的享受。然而他又绝不止于此,曾纪鑫又将他的批判的锋芒指向文化历史与制度的层面,通过这种对历史人物、文化历史与制度的反思与批判,达到对历史人物、文化历史与制度的批判性认识,从而也在一定的层面上表达出作者的历史态度与历史哲学。

以《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颠》为例,曾纪鑫在叙述分析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人生与贞观之治后,并没有就此停住他的思考,而是转向了对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思考,并将法家治理、封建法律管理与现代民主法治进行了一番比较。应该指出,曾纪鑫在进行这种思考时是带着强烈的批判精神的,而且即使是做这样的反思与批判,他也并没有放弃其文学性的追求。

在这篇长文中,曾纪鑫认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说到底是一种家族统治”,而“在所有的封建皇帝眼里,个人利益就是家族利益,而家族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也是一种典型的‘换汤不换药’模式,一种似曾相识、无休无止的循环过程,并未触动、改变封建专制政体本身。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的轨道上老牛拉破车地蹒跚而行。”“唐太宗以其贞观之治奠定了他那坚不可摧的稳固地位,被视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英明、最伟大的皇帝”,可是,“就是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封建政体本身,只能在大框架之内做些力所能及的修修补补的之类的‘工作’。他不可能牺牲家族利益改变‘家天下’模式,不可能牺牲个人利益改变皇权集中制与终身制,更不可能制定严明的法规约束自己的政权统治,也就无法改变与之相应的封建官僚体制。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触动、改变什么国体、政体,充其量只考虑过如何巩固、延续自己的家族统治。”我想作者在此已经解构了对李世民的溢美。

行文至此,似乎已经够了。但曾纪鑫并没有停止他的探求。他继续研究了李世民与魏征的君臣关系,并由此探讨了封建政体的专制本质和专制特征。他由此指出,“如果有一种人人可以竞争、充分施展才能的良好政体,并用制度加以确定、保证,人们就犯不着用暴力摧毁前朝的腐朽统治,也就没有了几千年文明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必不可少的血腥屠杀。封建帝王如果出于家族利益的话,早就应该换一种统治方式了。而古代所有帝王们,恐怕没有任何一人想到这一点,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莫大悲哀。”

紧接着,曾纪鑫又将他的思路指向更深的思考,他的思想深入到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的层面。他比较了法家治理、封建法律管理与现代的民主法治。他指出,法家的政治理论建立在封建集权基础上,法家主张国君“独断”,主张国君专杀大臣。封建法律管理作为一种“法治”,体现在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华法系”上。“中华法系”的特征为:皇帝超出于法律之上;法律不平等;法律的儒家化——礼法结合;行政司法合一等。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更何况在封建专制下面,权利不能受到监督。曾纪鑫据此认为,中华法系历史悠久,“但并非严格意义的现代法治,其专制性、残暴性、随意性与封建政体相吻合,长期地施行着一种人治政治。”而“在人治模式下,必然形成任人唯亲、虚伪谄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循守旧、朋党之争、庸官当道、外戚当权、宦官为祸等诸多恶习与弊端。”“人治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他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思想,也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长期积淀形成的历史传统。”

与此相反,“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一开始就与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紧密相连。以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而言,由于希腊半岛依山伴海,农业的大规模发展受到限制,经济主要靠向海外殖民和从事商业活动来维持。商品经济打乱了原来的血缘氏族制度,各个不同氏族混居杂处,社会成员间只有通过共同协商才能决定当地的事务。慢慢地,便形成了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制衡、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机制,这就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早期雏形。”

民主是西方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文化,民主也是一种道德文化。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这种道德要求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要求所有人都团结起来,共同为对方承当起责任。”哈贝马斯又说“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而且也包括他者的人格或他者的他性。携起手来,对作为我们中间一员的他者负责,这样做涉及到共同体中变化不定的‘我们’范畴。而这个道德共同体没有任何本质规定,处于透明和开放状态,并且还在不断扩大。这种道德共同体的结构原则就是要消除一切歧视和苦难,包容一切边缘群体,并且相互尊重。”②

事实上,如果我们读过曾纪鑫的另外几部文化历史散文,像讲述湖北文化历史的《千秋家国梦》,讲述福建文化历史的《永远的驿站》,以及他的那本评述中国戏剧发展的《没有终点的涅槃》,就可以知道曾纪鑫在文化历史散文或称大文化散文的思想和艺术上的追求。他总是力图打通文、史、哲,总是试图并且实际上也做到了用现代思想来重新审视历史。这就使得曾纪鑫笔下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文化、艺术史实都能获得梁启超所言的“新意义”与“新价值”。

曾纪鑫的这种文化历史散文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表现在他的文化历史散文中的这种思维方式与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语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80年代是一个新的启蒙话语覆盖整个思想文化场域的时代,80年代又是一个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时代。新文学新艺术新思想新科学都一一紧紧地抓住人们的内心。而90年代则进一步走进了思辩的时代,尽管80年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但90年代仍然在物质主义的强大力量下走进了更深沉的思考。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思想随笔和文化历史散文的持续发展和繁荣。

著名学者袁勇麟博士在论及当代汉语散文的文化语境时说道:“与其他文体一样,散文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政治开放、思想多元、艺术民主、个性活跃等因素,都是散文繁荣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他又认为:“只有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个性的解放,封闭体制的打破,艺术视野的扩大,才使大陆散文经历了长时间的徘徊与停滞之后,迎来了真正的转机,散文从文学类别的边缘和冷门迅速成为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的‘公共空间’。”③散文的繁荣的确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的一大景观。但是,若要论到散文成为一种“公共空间”,却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其标志是思想随笔的崛起和文化大散文的出现。我以为9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随笔时代和文化散文的时代,其成就在我看来远超过其他文体。对此,著名学者和思想随笔作家谢泳认为:“90年代的散文写作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这首先不是因为90年代写文章的人比80年代的人在写作技巧上有了什么长进,而是因为90年代写文章的人都明白了写作的基本前提,这就是文章不能总说别人的话,总说自己不想说的话。另外是能写自己的文章首先要有一个能自由说话的空间,在这方面,90年代比80年代好一点,所以散文也就多了一些生气,好散文都是说真话的,都是说痛话的。”④

曾纪鑫的文学创作开始于启蒙话语盛行的80年代,那时候他写的更多的是小说,还有诗歌。而他的第一部文化历史散文《千秋家国梦》于1999年出版,他写作这部文化历史散文的时间正是话语空间比较自由的90年代。两年后,他又出版了文化历史散文《拨动历史的转盘》。所以,曾纪鑫在20世纪末挟着他的文化历史散文宛如横空出世般地出现于中国文坛,除了得力于他的历史修养和文学天份,实在得力于90年代以来散文发展的良好的文化语境,同时,也暗合了散文艺术本身的变革需要。正如散文家斯妤在1992年所言:“无论是17年间形成的‘三家’模式,还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百家手法,都已不够,甚至不能很好地、完全地反映当代人的思考、探索、焦虑、苦闷,传达当代人的复杂情绪与丰富多变的心灵。散文必须在思想上、形式上都有大的新的突破,才能和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相称,和这个时代日益丰富复杂的心灵相称。”⑤斯妤的话是不错的。事实上,早在80年代后期,余秋雨已率先开始了散文艺术的探索,这就是先发表在《收获》杂志,后结集为《文化苦旅》的文化散文。平心而论,无论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存在多少的不足,但是由《文化苦旅》开创出来的文化散文或称大文化散文的确起到开一代散文新风格的先声作用,而且《文化苦旅》可以说早已成为文化散文的经典之作。此后,文化散文作家可谓名家辈出,其杰出者如李国文(《大雅村言》)、胡平(《千年沉重》)、夏坚勇(《湮没的辉煌》)、朱以撒(《古典幽梦》)、梁衡(《把栏杆拍遍》)、王充闾(《沧桑无语》)、张加强(《傲骨禅心》)等等。曾纪鑫也以一部《千秋家国梦》加入到这个庞大的文化散文的创作队伍中,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而且,此后曾纪鑫的创作主要就致力于这一领域,先后出版了多部文化历史散文,在读书界和普通读者中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

二、《历史的刀锋》的广阔性与纵深感

相较于曾纪鑫的其他几部文化历史散文,《历史的刀锋》显得更具历史的广阔性和纵深感。尽管《历史的刀锋》只选取了11位历史人物,但他们却跨越了从商朝末年直到清初几近三千年的时间,跨越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两种社会形态,跨越了纪元前到纪元后两大段历史时间。《历史的刀锋》所选取的人物对哲学、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不仅对当时的历史现实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改变了民族的命运,而且,他们的影响还将继续影响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历史的刀锋》以《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开篇,我以为显得意味深长。曾纪鑫以周文王推演《周易》来探讨中国文化的源头,在曾纪鑫看来,正是《周易》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影响了我们今天的文化基质。在这篇散文的结尾,作者也表达了他的疑惑:“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华夏文明也是一种早熟的文明,而《周易》,更是一颗早熟的智慧之果。正因为早熟,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几分青涩与遗憾。早熟也是一种‘透支’,其代价必须由后人来偿付。我们是该为民族文化的早熟感到庆幸呢,还是感到悲哀?”

简而言之,作者通过对这11个历史人物的研究,相当于搭建了一座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的宫殿,读者不经意地踏入这座历史宫殿时,猛然看见的是这样一座庞大、巍峨、渊深、复杂的历史综合体。

曾纪鑫在建造这样一座历史宫殿时,是运用了现代手法的,恰如他自己所说的,是将这11位历史人物“还原于当时复杂纷纭的历史舞台,置放在整个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与广阔的历史空间,以当代全新意识,对他们的时代背景、生长环境、独特经历、人格力量、智慧经验、功过是非、历史影响等进行观照比较、透视研究”。同时,作者以这11位历史人物为载体,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描写与反思。

中国历史的渊深与厚重往往使许多人──不仅是为数众多的普通人,而且包括许多的知识人望而却步,曾纪鑫却充满自信而又机智深刻地将似乎难以言说的浩瀚史实变得具体可感,这需要相当的自信和高明的叙事技巧与析事深度。恰如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论到乔伊斯“使那些‘不可言说’事物,在自己作品的能指(Signifiter)中变得具体可感”。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叙事技巧和析事深度使曾纪鑫的《历史的刀锋》既具备其广阔性和纵深感,同时也使《历史的刀锋》具有了相当的可读性,不同层次的读者都可以进入文本,获得阅读的快感。由此看来,《历史的刀锋》的文本又具有开合自如、雅俗共赏的特点,具备了后现代文本的思维特点,这种思维特点按著名学者张法的看法,是指“要人们直面现实,反对虚饰,重视差异、丰富、复杂、关联,它朝向一种更深刻,更现实而更有历史,更简单而又更复杂的方式去言说”。⑥

《历史的刀锋》是一部以历史为底色的文化历史散文,所以,曾纪鑫在写作中直面的“现实”是中国历史的“现实”。他在具体的言说过程中,的确注意到了中国历史的“差异”、“丰富”与“复杂”,同时,又很注意其“关联”的,所以,他绝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细节的叙述。在《历史的刀锋》中,像在他的其他几部文化历史散文中一样,他总是能够站在现实的高度,将思考深入到文化历史的本质深处,从而更深入地剖析和批判中国文化的不足与错失,这就使得《历史的刀锋》的含蕴和深度有了质的飞跃。

三、《历史的刀锋》的批判精神

武汉大学教授昌切在评论曾纪鑫的文化历史散文时说道:“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思想的力度。作者析事而不滞于事,论理不离事而去,有的放矢,既有沧海桑田的历史感,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⑦

昌切在此所认为的曾纪鑫文化历史散文的“思想的力度”,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作品中的批判精神,正是这种含蕴在作品中的批判精神赋予《历史的刀锋》以思想力度。这种颇见功力的思想力度的批判精神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一种历史理解和文化批评的价值立场。

以“铁血之王”秦始皇嬴正为例,作者在叙述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之后,顺笔追溯和回顾中国政体的发展与演化,并将这种封建专制政体与雅典的民主政体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的自然环境先天性地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精神文化及其政体性质”,这是一种“只能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封建专制统治”。接着,作者又叙述了秦始皇统一后的政体改革,以及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焚书坑儒”。“焚书坑儒”事件,稍学历史的人均十分熟悉,但曾纪鑫正是在这个大家熟悉的事件中进行了他的批判,作者写道:“赢政首开大规模焚书之举,为此后愚昧而颟顸的封建帝王提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给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灵造成的浩劫与创伤怎么也不能挽回与弥补。他使得封建政治权力对精神文化的干预更直接、更迅速、更野蛮、更加表面化了。在绝对高压文化专制政策之下,人民的思考自由被禁止,聪明才智被扼杀、理性惨遭践踏,于是,从古到今都习惯了只有一种声音,只准读一种书,只有一种生活模式,除此‘正统’,其他都是左门旁道的歪理邪说与歪门邪道。没有竟争,没有争鸣,没有探讨,从上到下死气沉沉,正如闻一多所描写的一潭‘死水’。一个民族如此退缩、老迈、阳痿、其生机与出路何在?”

“焚书坑儒”这个历史事件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的影响可谓深且巨也。以这个事件为开端,中国历史的专制政体也就开始滥觞了。这种专制政体愈往后发展就显得愈加严重,终于成为扼杀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本病症。“一种声音”、“一种书(籍)”、“一种生活模式”,表面上显得统一,但实际上却成为中华民族的“死水”境遇,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当这种政治专制与随之而来的儒学专制相结合,就导致了民族文化万劫不复的结局。

如果把《历史的刀锋》中铁血之王秦始皇与后来的董仲舒结合起来阅读,我们就会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本质有一个发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上似乎矛盾,但实际上二者在“专制”这个联结点上却是一致的,不同的是秦始皇以“焚书坑儒”达到政治上的专制,而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则使中华文化专制得到建立与强化。当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二者有机地联姻时,其对民族文化的打击则是双重的和致命的。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浩劫”。文化的独立性从此消散,而政治对文化的控制则一再地被强化。对于此点,曾纪鑫评论道:“思想归于一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干预学术的恶习,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成为文人志士们只可缅怀的‘绝响’。两千多年来,学术成了政治的附庸与奴婢,没有独立的地位,更没有竞争与争鸣……于是,社会除了原地踏步兜圈子外,哪里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这种高度专制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从此成为高悬在中国历史上空的利刃,直到近代,除了偶尔短暂的开明专制外,这种双重的专政一直未能得到改变,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改朝换代,而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本质却从未得到过改变。

众所周知,如果只用一种思想来治国,其结果就是穷途末路,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证明独尊儒术就是错误的。“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实际上是专制政体在文化上的反映,因为在专制政体下面即使没有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方案,也一定会有另外一种独尊的文化体制出现在中华大地,而任何一种专制一定是竭尽全力镇压异端思想的。

事实上,专制带来的结果就是党同伐异。我不由得想起孔子诛杀少正卯案,按柏杨看法,少正卯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冤狱。一生以“仁”、“义”为本的孔子任鲁国宰相后的第一件工作(也是最后一件工作)就是把在他看来是异端的少正卯逮捕,不经审讯,立即斩首。我以为少正卯案在文化上的隐喻大于其在法制上的意义。儒家表面上讲仁义礼智信,实际上是最无情最无法的文化。这种无情无法也许正合汉武帝之“孤意”,所以,当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时,汉武帝立即严厉推行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一种无情无法的“术”,不正是历代专制皇权所需要的吗?而几千年来,中国人就在这种笑里藏刀的阴险的文化专制下生存,这不是莫大的悲哀吗?而在这样的文化下教化出来的能是健全的国民吗?

曾纪鑫一方面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选择了11位帝王将相来加以叙述和评析,因为这些人物均是各个时代扭转乾坤的大人物,但在具体行文中,除对周文王姬昌和北魏孝文帝拓拔宏二人基本肯定外,几乎否定了这些人物所代表的专制、人治的做法,我以为这是他的艺术良心和历史洞察使他作出自己对历史的真见解和真批判。《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纵观历史,整个周朝,“维新”使命终究失败了。此后,中国古代历史在大一统的专制思想下面,一步一步走进了死胡同,这是写“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作者没有想到的。我们应该明白用“旧瓶装新酒”是没有用的,要用新瓶来装新酒。中国文化要维新,除非彻底革新,否则,历史的阴魂又会时时粘附,让我们无法摆脱,永世不得翻身。

四、小结

作为一部文化历史散文,《历史的刀锋》是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它的思维方式是努力将文学、历史、哲学融会在一起,它也具备了历史的广阔性和纵深感,又具有较强烈的批判精神。它的成功,是因为有了一个较为开放的文化语境以及作者的历史修养和文学才华。它本身具有的雅俗共赏的特点,又使它易于被不同层次的读者所接受,这使得《历史的刀锋》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品格。作为当代文学研究者,我期望曾纪鑫有更好的文化历史作品奉献给我们这个民族,奉献给我们这个其命维新的国度,奉献给渴望创造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旧邦新命”的人们。

参考文献:

① 鲁迅《忽然想到·四》,载《鲁迅杂文全编》(上)第15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2月。

②《包容他者·前言》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

③袁勇麟《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第11-1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6月。

④谢泳《九十年代散文写作随访》,《美文》1998年12期。

⑤转引自袁勇麟《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第5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6月

⑥张法《文艺与中国现代性》第322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

⑦昌切《历史是转盘吗》,《博览群书》2002年8期。

作者通联:厦门市翔安区厦门南洋学院社科人文学院 / 邮编:3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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